董：从一些数据上看，火电煤电的成本中燃料占80%，而核燃料占核电的成本只有不到20%。如果按照去年核电的发电量4000多亿千瓦时、每千瓦时4毛多计算，是2000亿人民币的概念，那核燃料加工制造环节创造的产值就是几百亿人民币。核燃料产业规模并不大，从业人数也不多。前几天我去了北方核燃料元件厂，刚好见证了重水堆核燃料元件生产线第20万支燃料棒束下线。在现场可以看到，核燃料元件生产线自动化、数字化程度很高，车间真正的一线工作人员很少。核燃料加工是高科技产业，附加值很高，对整个核能产业支撑作用非常大。

6月23日，辽宁红沿河核电站６号机组投产。这是我国投运的第54台核电机组。我国核能产业发展已进入规模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是天然铀纯化转化、核燃料元件制造，还是铀浓缩产能都可以满足我国核电发展的需要。

记：我国核燃料元件自主品牌形成了系列化。请您具体谈一谈我国自主化元件研制情况？

董：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我国核燃料元件制造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能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目前我国现有的核电站中，绝大部分燃料元件都是我们自己的燃料厂制造的。当然在设计和材料上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针对这些薄弱环节，我们大力支持自主核燃料元件的研发工作，也部署了先进核燃料包括耐事故、环形等新型燃料的研发。目前通过入堆考验、数据积累，完全自主的核燃料元件的研发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需要的是规模化的推广应用。所以后续完全自主的新的产能一定要尽快上来。

我这次去北方核燃料元件厂，看了几种燃料元件生产线后，很受启发。比如在有的燃料组件设计中，同一个堆芯里面有好几种丰度的燃料，可以使堆芯的功率分布更优化，如果用烧煤球来比拟，就是可以烧得很透。那么同样的装料出力出得就更多。我们这几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一直在干，一直在提高，一直在学习。所以说，还是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心态，博采众长，我们会走得更好。

记：您刚才提到，核燃料循环后端的环节比较薄弱，我国后端发展的情况如何？您如何看待后端产业的发展？

董：与前端相比，我国后端起步比较晚，相对弱一些。但这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后端产业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绩，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国在成熟的商用后处理能力方面，与法国、俄罗斯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关于核电站乏燃料后处理，国际上观点不尽一致。我国坚持核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确立了后处理闭式循环的技术路线，今后还要发展快堆。我认为，要成为一个核工业强国，我们应该掌握这个技术，应该有这个能力，只有干，才能慢慢地把成本降下来。

记：面对目前国际复杂的形势，我国在核电“走出去”之下的核燃料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方面近年来有哪些进展？

董：我国核燃料产业的发展得益于国际合作。中法、中俄、中加、中美核能合作中都包括核燃料合作。近些年我国核燃料元件发展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层次，完全自主的核燃料组件已出口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

我国积极投资海外市场，与非洲、亚洲多个铀资源大国合作开发铀资源项目。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哈萨克斯坦是世界天然铀第一大产铀国，中哈开展核能战略合作，中方除了购买哈萨克斯坦的天然铀外，合资建设的燃料元件生产线去年已经投产。通过视频，我当时参加了投产仪式。哈萨克斯坦的朋友很高兴，“我们也成了世界上先进核电站燃料元件的出口商”。

随着中国核电“走出去”，下一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这些项目也会带动核燃料“走出去”，未来核燃料的国际合作会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