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颁发奖励证书。
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到了关键作用。
钱三强认为他“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空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朝永振一郎称他是“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核物理学家玻尔说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媒体记者说他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但他们口中的这位主人公，却很排斥“氢弹之父”的说法。
于敏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的儿子于辛在被采访时也一再说，不管是在父亲自己，还是在家人眼中，他都是个普通人。
于敏确实也有像普通人一样的爱好，比如看京剧，打桥牌，看中国女排的比赛。他专门订阅了京剧杂志，和邓稼先是“票友”。不过即便是玩，他超常的数学头脑也派上了用场：“他这个人极聪明，一把桥牌到他手上，他立刻就能算出他赢的概率，会赢在哪张牌上，大家都不用玩了。”
即使成家立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后，于敏也没有忘记小时候的求学经历，经常向他的孩子谈起自己上学时的老师和同学们。1926年，于敏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现属天津市）出生，在芦台镇上完小学后，到天津的河东中学读初中，高中时进入天津木斋中学。在木斋中学，一次学校突然袭击进行摸底考试，绝大多数同学不及格，于敏不但考得好，还显示出极强的推理能力。老师刘行宜觉得好苗子不能耽误，就推荐并帮他转到当时天津最好的学校之一——耀华中学读高三。在耀华中学，两位老师对于敏影响很大。一位是语文老师王守惠，奠定了于敏的古典文学功底和人文素养。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喜欢讲授题目的各种解法以及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于敏养成了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并坚持一生。于辛回忆，父亲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崇拜诸葛亮、岳飞、林则徐。晚年闲暇之余，于敏教孙子的第一首诗词是岳飞的《满江红》。
1944年于敏高中即将毕业时，他父亲因病失业，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于敏面临辍学。这时候，他有一位要好的同班同学陈克潜，回家把情况和父亲说了。陈克潜的父亲陈范有是一名爱国实业家，当时担任启新洋灰公司协理。陈范有以公司的名义资助于敏上大学，但对于敏提了个要求——学工科。于是，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而陈克潜去了上海交大。他们天各一方，在动荡的岁月里一度失去联系，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得知彼此下落。后来在于辛的记忆里，陈克潜和父亲几乎每年都要相聚、畅谈。在北大工学院，物理、数学等学科的讲授很简单，“能用就行”，而于敏偏偏喜欢刨根问底，追究背后原理。他感到很不适应。两年后，他得到了政府资助的助学金，就谢绝了启新洋灰公司的资助，转到了理学院的物理系。
于敏到理学院后如鱼得水。当时按学号公布成绩，学号1234013经常名列第一。老师和同学都知道这个学号是于敏。他是大家口中的“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他的数学好到什么程度？一次近世代数考试，张禾瑞先生出的题目非常难，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学生只得了60分，选修这门课的物理系学生于敏却考了100分！同学会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上看他借了哪本教科书，于敏借什么书，大家就跟着借什么书。▲ 1947年北京大学理学院大讲堂前荷花池畔，后排左3为于敏1949年于敏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兼任助教，师从张宗燧、胡宁两位先生。张先生说：从来没见过学物理像于敏这样好的。他学习如此了得，有天分，更离不开苦功。大学期间，寒暑假他没有路费，无法回家，就留在学校学习。那时北京大学理学院座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夏天时学校里太热，于敏就跑到景山顶上乘风学习。一次学习经验交流会上，于敏说他的经验是每年寒暑假中都反复看《理论力学》《电磁学》。有一次暑假，他手捧一本热力学书对同学说：看完第四遍，终于看懂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本科临毕业的时候，于敏得了伤寒，引起肠穿孔。一开始给误诊了，病情很危急。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郑华炽教授当即请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组织医疗力量全力抢救。在医院需要输血，物理系的同学们闻讯后一下子就赶到医院，去了二十多个，排队验血型，准备为他献血。打青霉素的消炎针很贵，大家又纷纷给他捐款，后来又轮流照顾他。毕业后，他们同班同学每年都会相聚。于辛说，父亲的这份同学情谊、师生情谊，教父亲学会感恩。不论转学到耀华中学，还是上北大，作为超级“学霸”的于敏没有受到任何排挤，反而人缘非常好。因为同学需要学习上的帮助时，他总是放下自己的事情，耐心解答别人的问题，倾尽所有、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让人弄懂为止。后来到了研究工作中，同事给“老于”总结了“三不论”：不论时间地点，不论范围领域，不论深浅难易，于敏对别人的问题都是知无不尽、言无不详。于敏眼中只有教学相长、解决问题，而没有半点“好为人师”的念头。一次一个同事的问题于敏解答完了，然后又说这方面还有谁比我强，我推荐你再去问问他，并且替这位同事联系到那位同志。再见面时，于敏还问，那个问题你问得怎么样了？那个同事后来对于辛说，其实于敏推荐的专家和于敏自己回答的是一样的。
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渐入佳境，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短短的几年内，他和同事们就把研究工作带到了国际前沿。1961年1月的一天，钱三强把于敏叫到自己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他已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从此，于敏放弃了即将面临突破的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入了氢弹原理研究和核武器研制，他的文章也在公开刊物上销声匿迹了。对他个人而言，这次转向是很大的损失。于敏一直喜欢做基础研究，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还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敏觉得自己不可能有另一种选择。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团队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放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他日夜埋头在机房，从大家计算的模型中找出三个典型，再带头分析，最终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
他的家人对他从事氢弹研究那时是一无所知。于辛只记得，每次叔叔们来家里找父亲，他和姐姐就要躲出家门。“只要家中来人，爸爸就会把我们赶走。”于敏晚年曾对孩子说，可惜没时间教育你们，也很后悔，希望你们理解。于辛说：“我们都理解父亲，他当时的压力太大了。”很长一段时间，于敏天天回家都皱着眉，一进屋就看书。经常很晚才回来，天不亮就走了，到吃饭的的时候也见不着他。有时候半夜他还突然起来，披着衣服写东西。工作压力大，但“从没看到父亲在家里发过火”，于辛说。他能从一些细节上体会到爱。比如出差回家以后，父亲会首先问问他和姐姐的情况。于辛上小学的时候，一家人去颐和园玩，颐和园的长廊上面有一些画，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于敏博览群书，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就像一本百科全书，有说不完的故事”。他讲给孩子们听，走完这个长廊，听完这些故事，一上午就过去了。现在于辛去颐和园，走在这个长廊里就会想起父亲。读高一的时候在学校学画电路图，串联并联应该怎么判断，于辛搞不明白。回到家，“我爸教我一个方法，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虽然孩子一点拨就见效明显，但于敏基本没时间辅导孩子的功课。于辛对此并不觉得遗憾：“很多东西不是靠说教，是靠言传身教，我们潜移默化地学到了很多东西。”
“父亲遗憾的事，一是没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基础研究，二是对家庭，特别是对我母亲的亏欠。”于辛说。▲ 于敏夫妇的两张合照
在于敏担起国之重担的时候，于敏的爱人孙玉芹则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做出了牺牲。她很喜欢旅游，但是因为不放心于敏的身体，只能在家照顾他。在于辛的记忆里，爸妈从来没有吵过架。于敏夫妇是在天津经于敏的姐姐介绍认识的。他们俩相处，其实“和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一样”。于辛记得，有一次母亲说过：“没有想到，老于是做这么大事情的。”孙玉芹突发心脏病送去医院的时候，于敏瘫倒下来，坐在地下半天起不来。妻子的去世，给于敏的打击很大。虽然很少说，但儿女们能看出他对妻子思念至深。怕父亲痛苦，于辛曾把母亲的一些照片收起来，但是隔一段时间父亲又给找出来放回了原位。于敏曾在央视的采访中用一句诗表达对妻子的感情：“报答平生未展眉”。
于敏最喜爱的格言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曾经对这句话做过一个解释，说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趋，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一个严格的科学精神”。他确实是这么做的。1970年在青海，因为几次实验未能观察到预期现象，于敏被迫参加“学习班”。“文革”中的军管领导胁迫于敏将某次试验中的技术问题定调为科研路线问题时，于敏并未屈服，反而在会议上挺身而出，拍案而起，厉声表示自己绝不会违背科学规律随声附和。要知道，当时的情况下，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拍桌子。与于敏深交并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80年代中期的一次热核试验前，前方几千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于敏在夜里突然想到，一个物理参数可能会影响到这次试验的成败。他天一亮一上班就赶紧组织人去计算，同时自己给国防科委打电话，为了“万无一失”，要求暂停核试验。这种时候提出重新计算，对于于敏自身的权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质疑。但他想的不是这些，而是如果试验失败了对国家的影响，所以他宁可挨批评也要叫停。叫停以后经过运算，试验参数没有问题，决定继续，试验圆满成功。
于敏一生中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隐姓埋名28年，只为了这份祖国所托付的沉甸甸的事业。他说：“如果国家需要，我还会义无反顾。”在于辛看来，父亲身后还有一批这样能力卓越、纯粹奉献的人：学术成果不能公开发表，贡献也不为人所知，也没有院士等头衔。他们真的就是排除了各种杂念，不图名不图利，就为了国家，为了这个事业。回望那次改变他一生的选择，于敏曾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从内乱外侮的年代走过来，为抵抗新中国面对的核威慑，“普通人”于敏站了出来，和他的同事们一起，以尖端科技铸剑，驱散乌云，护山河太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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