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四一三工程处，开始从全国各地选调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大批优秀人才纷纷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矿山。为了安排各种人员的工作，必须有个统一的组织，于是1959年1月组建了建矿大队。

1959年3月中旬，我由黑龙江矿务局调到四一三工程处，辗转来到江西上饶。那时我对上饶的了解，只有反映新四军战士反抗国民党监禁的一部电影《上饶集中营》。

工人施工中

七一三矿专用线

到了这边一看，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栋土打墙的房子，还有当地的一个小学校里可以住。办公室是一个草棚子。通了自来水，但还没有通电，靠一个柴油发电机发电照明。此外还有一个卫生所。

我来了以后，被任命为第三任建矿大队长，直到建矿工作结束。大队成立了党支部，由我兼任支部书记。胡友昌任支部专职副书记。其他大队副职还有李德富、任占德、李沛等。建矿大队下设办公室和八个小队，是一个较为精干的办事机构。天南地北来的工人，一开始都被归到建矿大队里。4月，大队发展到500余人，成为一支建矿的生力军。

矿山的建设是当时工作的中心。挖土方、修路、拉红石，后来设备和原材料到了以后搞搬运。工人们很多都是技工，但当时并没有相匹配的任务，住的条件又差。为了稳定职工队伍，激发大家的思想积极性，我在建矿大队的大会上提出“既来之，则安之”“以矿为家、有啥干啥”的口号。这些口号深入人心，得到职工的热烈响应，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当然也带头和大家一样干，你扛红石我也扛红石，一块红石100斤重，一上午规定的工作任务是扛3块，从山里扛到马路边，然后拉回去盖房子。

建矿初期，大量的重型设备和钢材、木材、水泥等都卸在远离工地的枫岭头和坑口火车站，及时将这些设备和原材料运回矿区是建矿工作的急需。当时全矿仅有两辆解放牌汽车(大板车、翻斗车各一辆)，还要担负其它的运输任务。及时搬运这些设备和原材料就成为建矿大队义不容辞的任务。我们服从建矿的需要，愉快地承担了下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也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只要有任务就立即出发。为了把矿建成,早日把原子能事业搞上去,大家以苦为甜，毫无怨言。

随后，大批水冶厂设备陆续到达火车站，有的重达15吨，有的体积庞大难以搬运，加之当时缺乏机械吊装设备，运回矿区就更加困难了。记得枫岭头火车站到了一个十几米长、13吨重的水冶厂搅拌机大轴，要运回位于坑口的厂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决定用蚂蚁搬家的办法，自力更生造绞木，设备放在木头架子上，抬起一条缝往架子底下垫进十来根钢管，推动绞盘让钢丝绳绞一圈，就走一小段。经过一段路，再把绞木往前移动，重新固定，如法炮制。从15里外的火车站运到厂区，是一点一点挪回来的。4个人一班，半小时轮换，光这个大轴就运了13天。此后，10个13吨重的吸附塔、1个25吨重的球磨机等大型设备，都是用这种蚂蚁搬家的土办法。其间没有发生任何设备和人身事故，受到矿部表扬。

1960年，水冶厂土建工程告一段落。2月矿党委决定组建三个安装队，开展全面的安装工作。整个安装工作以电厂为“龙头”，水冶厂为“龙身”，尾矿坝为“龙尾”。电厂由毛树新负责，尾矿由轩辕顺负责，我负责水冶厂的设备安装，任党支部书记。在众多的项目中，水冶厂是主体工程。

1986年举行车、钳、电焊汽修工技术表演赛

1986年车、钳、电焊汽修工技术表演赛中的参赛选手杜和平

贾正华师傅正在参加汽修工技术表演赛

水冶厂安装大队其它负责人员还有大队长许建，副队长李德成、郝国富，工程师王琢、胡汝洲、杨应雷等。安装大队领导机械设备安装工段、电器安装工段、管道安装工段和通风制作安装组、材料供应组、技术组、生活后勤组。大队有203名职工、168名技术工人。

安装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其中设备工作量为3094台件，管道工作量为20593.5米，电缆敷设量为9240米。为了打好设备安装这一仗，矿党委提出“全矿总动员，实干加巧干，狠狠抓关键，大破技术关。速度快快赶，质量摆当先，力争试生产，元旦把礼献”。安装大队响应矿党委的号召，掀起了抢时间、争分秒、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竞赛高潮，积极投身到水冶设备安装中去。

 水冶厂的安装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一，安装力量薄弱，安装队人员来自四面八方，57.7%的人是三级以下的工人和学徒工。第二，施工工具缺乏，没有大型起吊设备。第三，土建安装交叉进行。第四，受苏联专家制约。面对这些困难，安装大队没有退却，而是知难而进。在部党组和省、地委的指导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发挥群众的集体力量，攻克安装过程的各种技术难关。

其中，为了把球磨机安装到高达两三米的底座上去，老起重工人李兴才提出了用钢丝绳绞磨吊装的方法。但是遇到一个难题，现场没有让钢丝绳固定的东西。底座后面只有厂房的水泥柱子，苏联专家担心钢丝绳会把柱子给绞坏，不同意用这个办法，要用吊车。吊车是没有的，为了保密也不能到外边招标。还是老起重工人想出了办法，往水泥柱子上绑上一圈枕木，把受力分散，钢丝绳不和水泥柱直接接触，即便钢丝绳把枕木绞坏了，柱子也坏不了。白天不让干，我们连夜把这个活干完了。第二天苏联专家看见，傻眼了：球磨机是怎么上去的呢？得知是固定在水泥柱子上绞上去的，他们马上去检查柱子，柱子也没事。我们说出垫了枕木的办法，苏联专家用俄语赞叹说：“很好！很好！”

在吸附塔的安装中，要安全地把10个每个重13.5吨的吸附塔吊装到基础上。吸附塔是两截衔接起来，下面一截在一楼，上面一截要吊装到二楼，然后从空洞中放下来和下边对接。为了避免压坏二楼楼板，还是采用在楼板上铺枕木的办法，圆满完成了任务。在安装1542米长的不锈钢管道中，全国“群英会”代表唐守财带领大家自制工具，突破了技术关，解决了施工的困难。

在安装过程中，为了解决部分设备不能到货的难题，我们都发挥自己的智慧，自制土设备代替，保证了安装的进度。1961年4月完成了安装任务，开始联动试车。

1979年七一三矿在枫岭头生活区建立电视插转台。1980年5月功率为3瓦的电视插转站正式运行。1984年又兴建地面卫星接收站，生活区职工可同时收看江西台和中央一台的电视节目。1987年又在矿区生活区兴建一插转台，转播浙江台电视节目。闭路电视，自创电视节目栏目为企业宣传和丰富业余文化。

临近联动试车，“龙头”还出了个事故。1961年1月3日，电厂发电机的转子在试车时烧坏了。1月4日，那时安装任务还没完全结束，我被叫到党委办公室谈话，让我马上转交安装队的工作，到电厂去。谈完话大概是下午4点，跟家里说了声“这几天都回不来”就马上走，不等过完春节也不等第二天了。因为这是大事，不能发电，那就什么也干不了。

去电厂时，我从安装队带了几个电气、机械方面的老工人还有工程师一起去。第一要务不是追查责任，而是恢复生产。转子烧坏了，先派3个人去上海联系厂家，把转子弄回来。任务很急，我要求他们每天和我通电话。上海的发电机制造厂对此也很重视，他们发扬协作精神，转子很快到位，电厂成功发电了。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像这样的调动有很多次，组织上派我去协调解决一些紧急的问题，保证整个工作顺利开展。

1985年七一三矿职工医院购进一台价值14万元的B型超声波诊断仪，图为职工医院医技科B超医生汤华荣在为患者进行检查。

以上就是建矿初期我亲身经历的几个片断。来到七一三矿60来年，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天下大雨工作也不能停；与地斗，把两个山头都挖光了，还挖了一个大坑出来。斗的结果，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国家没有亏待我，我也没有做出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七一三矿的事。自己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也得到了群众的肯定，心满意足。能在核工业战线上奉献终身，我感到值得，这就是我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