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留学时，王凎昌的导师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女物理学家。1934年，居里夫妇做实验，测到了中性的粒子，穿透力很强，不是一般的γ射线能达到的。王淦昌建议他的导师用探测器来做一下这个实验，当时导师没有采纳。不久以后，英国的查德威克做了这个实验，发现“中子”，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有了对中子的认识，才有了核裂变、反应堆、核武器等。王淦昌后来回忆说，与发现中子擦肩而过，事实上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1932年，王淦昌（右）在德国留学时与老师叶企孙（中）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初，他从德国回国。回国后比较长的时间，他在浙江大学任教。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先迁到广西的宜山。宜山有个庙，当时成了学校的校舍。因为也不够大，就在空地上搭了很多大草棚子；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老师就站着讲课，学生站着听课。

那时候，王淦昌得了肺结核，但他还在油灯下研究中微子探测。他曾提出测量中微子存在的方法，可惜那个时候抗日战争，教室是“大草帽”，没有实验条件。王淦昌就把这个文章送给了中国的物理杂志，物理杂志每年只出一期，就又送给美国一家国际上最著名的物理学杂志发表了。

美国人阿伦拿去做实验，发表了文章确认这个中性粒子的存在。但这个实验，王淦昌看到后觉得还不够理想。1947年，他又在 Physical Review上发表《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阿伦又做了实验，确切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这也是一项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成果。

王淦昌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时，开始致力于对宇宙线的研究。在他的领导下，在云南的落雪山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室，在那儿探测宇宙线位置。国外的科学家看到他们测的一些东西，就评价中国的实验物理学在这儿生根。

后来他为做核武器离开这个领域之前，召集他的学生一块儿开了一个研讨会。他那时候已经50多岁了。学生们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大家坐到一块儿，谁都可以上台去讲讲自己的想法。王淦昌非常专注地听、看、想问题，不由自主地就坐到地毯上去了，自己却毫无知觉。旁人一看，我们的老先生怎么坐到地上去了，就赶紧把他搀起来。

王淦昌80岁寿辰在做学术报告

王淦昌在莫斯科杜布纳时，杜祥琬也在莫斯科上学。杜祥琬上学时看到了一个新闻纪录片，片子里王淦昌在上面讲，苏联学者对王淦昌先生是毕恭毕敬地提问题，这个镜头给杜祥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因为俄罗斯人自尊心非常强的，那时甚至有点不大看得起中国人。后来杜祥琬在王淦昌的领导下工作，听王淦昌好几次说到“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每次，杜祥琬都会想起纪录片中的那个镜头。

1960年，王淦昌（前排左4）在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他领导的研究组成员合影

从莫斯科回来，组织找王淦昌谈话，请他参加突破原子弹的工作。从1961年到1978年，长达17年，王淦昌的名字消失了。他本来在国际物理学界是很活跃的。这之后，他改名叫“王京”，其实这个名字也没怎么出现，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只说知道去出差，不知道去干什么。

就这样，王京成为了中国核武器的奠基人之一。他当时已经快60岁了，还带领大家不分钟点地加班工作。他说咱们干这种事，没有礼拜天，只有星期七。他说星期七的话就被年轻人传开了。

第一次中国的地下核实验是在1969年，当时王淦昌62岁，年过花甲了。由于地下核实验是在它的周围安放很多的探测器，探测到信息以后，把这个信号传出来。为这个测试方法，王淦昌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当时，在一个洞里面做实验，结果他和一些年轻人进去以后，就发现自己带进去的探测器咔咔响。王淦昌看了探测结果，很快就判断山洞里可能有氡气，对人是有损伤的。他为了在保证工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大家受氡气的影响，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尽量把准备工作在洞外做好。但他自己已经年过花甲了，却不顾个人安危，在洞内做工作时间也是很长的。

他在90岁的时候，总结了四点思维经验。

第一，跟踪科学前沿，保持思维敏锐。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做什么工作，我们就不要重复了，我们要分析前沿，想问题，做最新的内容。

第二，独立思考，大胆怀疑。连居里夫妇这么大的科学家都要分析，中子出来了，他没有敢确定，说是γ射线，如果没有这样的怀疑精神，就不会有新的中子。恩格斯说：“我们的后人纠正我们今天的很多错误，他们纠正我们的错误会远远多于我们纠正前人的错误”。我们相信后人会纠正我们今天很多错误的事，这样才可能发展。

第三，实验为源，理论为本。理论为本，是要有理论，要有解释，要能解释这个实验现象，要分析个所以然。

第四，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干什么事都不会非常顺利，一个人如果轻易就没有信心，就会半途而废，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中国的科技界非常重要，要锲而不舍，不要急功近利。

晚年的王淦昌仍在知识的海洋里孜孜以求

王淦昌很关怀后辈，1987年，“863”计划启动的时候，王淦昌的学生王乃彦半夜起来上厕所，撞到了门框上，把眼角膜撞掉了。他自己很着急，看不着东西，没法参加科研工作。王老比他还着急，找人给他看病，后来王乃彦眼睛恢复得非常好。

王淦昌还有一个很得意的门生需要换肾，王老就给他找肾源。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研究员得了癌症，白发的王淦昌就坐在学生病床的边上，亲自把香蕉的皮剥了，把香蕉喂到年轻人的嘴里吃。

从德国回国以后，1936年到1950年，王淦昌一直在大学教书，没多少钱，他夫人又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收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把夫人的嫁妆，金银首饰、铜板，值钱的捐了十几斤。但其实，那时候他的家庭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他就在那时候得了肺结核，吃的也不好，营养很差。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天灾人祸，王淦昌一家四五个孩子，连填饱肚子都很困难了。那时候他在莫斯科工作。当时他把节省下来的14万老卢布，折合起来大概是1.4万新卢布，都捐给大使馆，支援国家建设。